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昨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邵鸿在会上发言建议，淡化行政权力对高等院校的约束和干预，明确取消高等院校的行政级别，改变大学校长的产生方式，民主遴选大学校长。(3月9日《广州日报》)

　　大学官本位导致学术边缘化，首当其冲的是大学行政化。而大学行政化，核心在于我们的大学在厅局级甚至副部级的道路上愈走愈远。所以，取消大学行政级别的呼声不是没有道理，并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这种声音还代表了普遍的民意。尽管如此，但我还是不十分看好取消大学行政级别的前景。

　　首先，大学行政化是所有公办大学的通病。毋庸多言，我国的绝大部分大学都是公办的，这里的公办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大学由政府或政府部门投资，政府代表纳税人以出资人身份对大学进行直接或间接监管，从这一层面上来讲，公办大学与国企相类似；第二，政府或政府部门作为公办大学的投资主体，决定了大学在与政府进行关系处理时一开始就居于从属地位，再加上公办大学的负责人通常由政府直接任命产生，这就使得大学天然地倾向于享受某种行政级别，因为享受行政级别的不是大学本身，恰恰是这些被委派的领导。 放眼国外莫也不如此，在公办大学屈指可数的欧美国家，公办大学的校长们也同样享受相应级别的行政待遇。

　　其次，取消大学行政级别阻力巨大。行政级别好比是一张贴在身体上的符号，一旦贴上去，就不容易揭下来，因为行政级别不仅象征社会地位和社会知名度，而且也决定着大学对行政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动用能力，那些“既得利益者”舍得放弃吗？

　　近几年，取消事业单位行政级别虽然雷声大，但雨点极小，最终还是不了了之。究其原因，无外于事业单位的管理体制不改，取消级别自然是无土之木，无从谈起。

　　取消大学行政级别须正本清源。它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而是从属于高等教育和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改革这个大背景之中。改革，必须首先要给包括大学在内的事业单位一个明确的定位，继而再从管理体制上动脑筋。如果无视这些基础要件，一味取消高等院校的行政级别和改变大学校长的产生方式，势必难有好的结果。